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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不能成為身份,卻在集聚中走向平衡

戶口新政制度 2021-05-29 16:3185未知京戶網小編
戶籍不能成為身份
 
  2011年6月6日晚上,南方某地,超過200人“圍堵”在政府機關門口,手持石塊、棍棒,不分青紅皂白地砸向過往車輛。
 
  很多車輛被砸毀,有的甚至被翻得底朝天,還有車輛被點燃……
 
  這一切都起源于一起討薪事件。
 
  6月1日,19歲的四川務工人員熊漢江和父母一起去工廠討薪,結果與廠方人員發生口角,并被砍傷。
 
  熊漢江被挑斷了手筋腳筋,卻被法醫鑒定為輕傷。這一結論引起了熊漢江家屬和四川同鄉的不滿,他們開始找當地政府抗議,要求抓捕兇手,解決醫藥費用。
 
  事后接受采訪時,打工者紛紛表示:老板都是本地人,有錢有權有關系,農民工只有“抱團”才能對抗,只有鬧出氣勢,才會得到重視。
 
  雖然當地領導也很重視,及時與傷者家屬溝通,墊付醫藥費等,但事態仍在惡化,這些打工者認為訴求沒有得到解決。
 
  一直到6號,他們圍堵政府討說法,可突破不了警方防線,于是轉而將怒氣發泄到當地人身上。
 
  
 
  外地人說本地人是“吸血鬼”,本地人說外地人是“瘋子”。
 
  “11點30分前,是外地人打本地人;11點30分后,是本地人打外地人。”目擊者說。
 
  在這起打砸燒事件發生后,很多外來打工者都說,“有老鄉被(本地人)無端毆打。”“他們設卡攔路,見摩托車就砸(開摩托車的多為外來打工者),不會講當地方言的就打。”
 
  雙方都害怕被對方攻擊,最后就是“人人都沒有安全,都可能被打”。
 
  之所以會發生這一切,除了外來打工者認為工作累、收入不高、缺乏保障之外,還有一個明顯的原因:外來務工者盡管在當地工作多年,卻很難融入其間。他們大多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名“外地人”。
 
  多年的戶籍制度給外地人貼上了標簽,讓他們無法享受公平的機會和保障,因此長期受挫,怨氣無法化解。
 
  在一些城市,因為戶籍,大量外來人口同樣創造價值、給當地政府納稅,卻不能平等享受特定的公共服務,包括醫療、子女教育、廉租房、公租房等。
 
  這樣一來,這些人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就會變高。你要讓他把孩子帶在身邊接受教育,老人帶在身邊養老,就非常困難。因而引發了大量的留守老人、留守兒童等問題。
 
  在《大國大城》這本書中,經濟學家陸銘教授認為,戶籍不應該成為身份,讓人們被區別對待,也不應該讓戶籍制度來阻礙人口自由流動。
 
  書單君身邊有不少朋友,都是在北京生活多年,有著滿意的工作和穩定的生活,最終卻因為沒有戶口,孩子無法上學,無奈離開。
 
  與戶籍人口相比,非戶籍人口相對更不快樂,他們對于政府、社會公眾和小區居民的信任度更低。
 
  有調查顯示,外來務工人員遇到困難時,首先想到的是向同鄉尋求幫助,而不是當地政府和工會。
 
  戶籍制度帶來的身份差異如果得不到化解,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就會越積越多。
 
 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
 
  《大國大城》于2016年出版,陸銘教授不斷呼吁,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,讓人口自由流動。
 
  我們可以看到,這些年國家的很多政策,也確實開始向陸銘教授呼吁的方向調整,很多城市逐步放開落戶門檻,有些甚至已經是零門檻。
 
  改革戶籍制度,讓人口能夠自由流動的意義,遠不僅僅是前面說到的那些。
 
  經濟發展規律決定,現代國家一定會出現超大城市。并且全世界的經濟發展,也都是集中在以超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。
 
  那么,要想讓其他地區的人也富裕起來,除了大量投錢去拉動GDP,其實我們還可以換種思路。
 
  在央視紀錄片《舌尖上的中國》中,有這樣一個場景,云南姑娘卓瑪和媽媽,在森林中一邊走一邊尋找松茸——這種菌子只有在沒有污染的高海拔山地中才能存活。
 
  
 
  但即便對于熟悉森林的村民,采松茸也是一項憑運氣的勞動,“一般來說,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”。
 
  每到凌晨3點,卓瑪居住的村子就變得空無一人,所有能上山的人都去找松茸了。去晚了,松茸就被別人拔走了。
 
  當卓瑪看到自己采到的松茸品質一般,并且別人比她采得多時,就會心慌。
 
  為了采松茸,母女倆穿過村莊后,要步行到2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。這一天,卓瑪和媽媽走了11個小時的山路,但是換回的錢卻很少。
 
  因為靠天決定的松茸產量是有限的,在這樣“內卷”的情況下,要想提高當地村民的收入,最終就只有一條路,就是減少采松茸的人。
 
  如果沒有各種制度的制約,每個人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流動,那么,有的“卓瑪”可以進城務工和定居,取得更高收入。因為進城打工的人,大多是在工業、服務業,人多會帶來“規模效應”,所以會實現經濟的增長。
 
  而選擇留在家鄉“卓瑪”們可以繼續采松茸,并且因為人少了,人均收入也會大幅度提高。
 
  
 
  最終,人多的地方,總收入高;人少的地方,總收入也少,但所有地方的人均收入差不多,“在集聚中走向平衡”,實現共同富裕。
 
  因此,農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,其實并沒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。
 
  對“城市病”的誤解
 
  可能有人會說,城市人口已經太多了,“卓瑪”們不要再去了。
 
  因為人多,已經帶來了擁擠、污染、以及醫療、教育資源短缺等問題,所以,我們應該設置門檻,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規模。
 
  但是,陸銘教授告訴我們,問題不是出在人口多,而是出在了規劃、技術和管理。
 
  比方說,我們總認為寬馬路、多車道可以緩解堵車,所以,北京修了很多寬闊的大馬路。
 
  可實際上,寬馬路帶來的并不是暢通無阻,而是加劇擁堵。
 
  因為馬路太寬,條數就會相應減少,導致大量汽車集中于數量有限的道路。一旦某個路段出了狀況,只能堵得越來越嚴重。
 
  北京的寬馬路也被網友吐槽,明明要去的地方就在街對面,但不得不走很遠才能到過街天橋,讓人失去了閑逛的興致。
 
  
 
  而且寬馬路會導致沿街商業比較少,服務業大部分都在一些點狀的購物中心,人們往往需要長距離開車才能到,反而加劇了擁堵和污染。
 
  有一種更好的道路模式:個別寬敞的主干道,加上很多小路。一旦出現交通擁堵現象,車可以開到其他路上分流。
 
  相比北京,上海有更多細窄的馬路,更適合人們行走。這樣,沿街人口密度更高,沿街商業更容易發展起來,居民生活半徑也就更小。很多地方騎車和步行就可以抵達,減少城市的通勤壓力。
 
  事實上,與大家的認知相反,擁擠反而更環保。
 
  因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,反而有利于城市投資地鐵等公共設施,出行更便捷、環保。
 
  在香港,路比北京窄得多,車卻開得很快。大量的老百姓不開車了,轉為乘坐地鐵。并且,香港的主干道修成了全封閉式,與行人隔離開,讓車速更快;為行人修建大量空中連廊和地下通道,形成四通八達的步行系統。
 
  
 
  再比如,很多城市在中心地區蓋了密密麻麻的寫字樓,周邊沒有住宅。這樣,上班的人只能搬到郊區,每天上班都要坐一小時以上的公交地鐵,擁堵就更嚴重了。
 
  還有人說,人多了會帶來醫療、教育的供給不足,但這是因為我們大大低估了人口增長情況,所以供給沒有跟上人口的增長。我們需要做的,應該是科學預測人口,增加供給,而不是限制需求。
 
  總的來說,面對“城市病”,我們需要的是更有效的規劃和管理,而不是限制人們來到城市。
 
  事實上,越發達的國家和地區,人口的聚集程度越高。在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歐洲,人口還在進一步向大城市集中,而不是平均分布。
 
  我們不需要把人限制在當地,那么多人涌入大城市,一定是權衡利弊后決定的。如果城市人太多以致不合適了,自然就不會去了,市場有自己的協調力。
 
  并且,讓人口自由流動,才能更好的讓各個地區發揮自己的優勢,有的造汽車,有的搞旅游,有的采松茸。
 
  自由流動是人們最基本的權利,這不僅可以讓每個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,也有利于縮小區域差距、維護社會和諧。
 
  當然,戶籍制度的改變不能一蹴而就,但意識到這些問題正是解決的開始。至少我們可以更加包容,少一些“本地”與“外地”的分歧。
 
  畢竟,我們首先是人,然后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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